【红与白的交响曲】第一章：从巴斯克到马德里
一九零三年的马德里，新旧世纪在此交汇。街道上仍跑着四轮马车，但电灯已开始照亮王宫前的广场。在萨拉曼卡区一间月租三十比塞塔的出租屋里，恩里克·阿连德第五次展开那张皱巴巴的《巴斯克之声报》，体育版面上印着毕尔巴鄂竞技最新的比赛结果——又是一场胜利。
“他们在北方赢了，”恩里克用指节敲击着报纸，“而我们在马德里，连块像样的场地都没有。”
曼努埃尔·德·戈罗斯蒂萨从窗边转过身，玻璃上倒映着他年轻而严肃的面容。“市政厅拒绝了我们在雷蒂罗公园划拨场地的申请。他们说足球是‘粗鲁的英国游戏’，不适合在皇家花园旁进行。”
路易斯·曼西尼亚坐在唯一的扶手椅上，手中铅笔在纸上游走。“公园不行，河边呢？曼萨纳雷斯河岸那些荒地，雨季会被淹，但现在是旱季。”
三个巴斯克青年——工程学院学生恩里克，法学院学生曼努埃尔，医学院学生路易斯——每周都会在这间屋子里聚会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，却分享着同一种乡愁和对足球的共同热爱。在故乡毕尔巴鄂，足球是工厂工人和码头劳工的荣耀，是每个男孩成长记忆的一部分。
“听着，”恩里克站起身，在狭窄的空间里踱步，“下个月就是圣伊斯德罗节。毕尔巴鄂竞技会派一支队伍来参加友谊赛。如果我们有一支像样的球队，也许就能申请和他们对阵。”
“我们连队名都没有。”曼努埃尔提醒道。
“那就起一个。”路易斯放下铅笔，纸上已勾勒出一支球队的徽章雏形——狮子、城堡，还有他家乡山脉的轮廓。
“毕尔巴鄂竞技——马德里分社。”恩里克说出了那个在心底盘旋数月的名字，“我们不需要发明什么，我们只需要延伸故乡的荣耀。”
曼努埃尔摇头：“毕尔巴鄂那边会同意吗？我们只是几个学生。”
“我们有三十二个人，”路易斯平静地说，“三十二个在马德里读书的巴斯克人，每个都踢过足球。这足够组成两支队伍，还有替补。”
窗外的钟楼敲响八下，远处咖啡馆飘来古巴雪茄的烟雾和弗拉明戈吉他的弦音。在这座卡斯蒂利亚城市的心脏地带，三个巴斯克青年开始书写一项将延续百年的传统。
一九零三年四月二十六日，星期日。没有剪彩仪式，没有记者采访，甚至没有一面像样的旗帜。三十二个年轻人聚集在曼萨纳雷斯河岸边的一片荒地上，那里高低不平，到处是碎石和干枯的杂草。
恩里克站在一个倒置的木箱上，手中举着一张用三种墨水书写的文件。“今天，我们在此宣布成立‘毕尔巴鄂竞技马德里分社’。我们承认毕尔巴鄂竞技为母会，我们承诺维护蓝白条纹的荣誉，我们将在马德里传播足球运动的精神。”
没有欢呼，只有三十二双手的掌声，在河岸的风中显得稀落而坚定。
接着是第一次训练——如果那能被称作训练的话。他们只有两个足球，其中一个补丁摞着补丁；没有球门，用两堆石头和一根晾衣绳代替；没有裁判，犯规与否全靠球员自觉。但他们在奔跑，在传球，在射门。一个叫帕科·埃雷罗的医科学生打进了这支新生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——如果那记把球踢进河中、不得不游泳去捡回来的射门能算作进球的话。
最初几个月，他们像一群足球吉普赛人，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流浪训练。周一在卡斯蒂利亚大道旁的空地，周三在查马丁区废弃的马车行，周六在阿尔甘苏埃拉的荒滩。每当有警察过来询问，他们就解释说这是“英国式健身操”，然后收拾东西转移到下一个地点。
球队的第一次正式比赛是在一九零三年十一月，对手是马德里足球俱乐部。很巧，两支未来的死敌在她的第一场比赛就狭路相逢。那场比赛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冬雨中进行，场地很快变成泥潭。马德里分社的球员们穿着从家里带来的各式服装——粗布工装裤、旧西装裤、甚至有人穿着牧羊人的皮裤。他们1-7惨败，唯一的进球是恩里克在终场前攻入的安慰球。
“至少我们进了一个球。”回程的路上，曼努埃尔试图鼓舞士气。
恩里克抹去脸上的泥水，露出笑容：“不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有了一场比赛记录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是真正的球队了。”
随后的三年里，马德里分社在首都的足球圈里缓慢地建立起名声。他们仍然穿着从毕尔巴鄂寄来的旧蓝白球衣——有些已经洗得发白，有些缝了又缝。但这些衣服代表着一种身份，一种与北方那个强大母会的联系。
一九零六年春天，危机来临。
分歧始于一场对阵“新马德里俱乐部”（即后来的皇家马德里）的比赛。那场比赛原本是友谊赛，但对方派上了一名据说是半职业球员的英国外援，最终马德里分社0-5惨败。更糟糕的是，赛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更衣室被盗，三件球衣和球队仅有的两个备用足球不翼而飞。
“这是耻辱！”在赛后的小酒馆里，一个名叫哈维尔的球员摔碎了酒杯，“毕尔巴鄂竞技在马德里不该是这种待遇！我们需要自己的场地，自己的装备，而不是穿着别人的旧衣服，在泥地里踢球！”
恩里克试图安抚：“我们在成长，这需要时间。”
“三年了！我们已经等了三年！”哈维尔站起来，十几个球员跟着起身，“我们决定离开，成立一支完全独立的马德里巴斯克人球队。愿意加入的人，明天在太阳门广场集合。”
那天晚上，三十二人的球队走了十五个。留下的十七个人围坐在小酒馆的角落里，看着桌上摇曳的煤油灯。
“我们完了。”最年轻的球员米格尔喃喃道，他只有十七岁。
路易斯摇摇头，用医生特有的冷静语调说：“不。树木在修剪后才会长得更直。现在留下的人，是真正相信这个理想的人。”
重组是痛苦的。他们不得不重新注册，重新招募队员，甚至重新设计训练计划。恩里克、曼努埃尔和路易斯各自从微薄的生活费中挤出资金，凑钱买了新的足球。他们白天上课，晚上打工——恩里克在图书馆整理书籍，曼努埃尔为报社抄写稿件，路易斯在诊所做助手——用赚来的钱支付场地租金。
但正是这次分裂，让一种新的意识在幸存者心中生根。当他们在训练后围坐在一起，分享一壶廉价的葡萄酒时，开始有人小声说：
“蓝色和白色是毕尔巴鄂的颜色。”
“但我们是马德里的球队。”
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们该有自己的颜色。
一九零九年的冬天异常寒冷，毕尔巴鄂竞技俱乐部的主席办公室里，何塞·玛丽亚·贝拉斯特正面对一个难题。
“主席先生，球队的球衣已经破旧不堪，”俱乐部秘书指着挂在墙上的蓝白间条衫，上面有明显的缝补痕迹，“我们需要新的装备，真正专业的装备。”
贝拉斯特凝视着窗外比斯开湾灰暗的海面。“英国，”他最终说道，“我们必须从英国订购。那里有最专业的足球装备，最先进的面料。”
“但价格不菲，而且需要有人去办这件事。”
“让埃洛杜伊去，”贝拉斯特做出决定，“他英语流利，下个月要去伯明翰谈一批钢材生意。让他顺便去布莱克本，找最好的制造商，订购五十套球衣——三十套给我们，二十套给马德里分社的孩子们。”
胡安·埃洛杜伊，毕尔巴鄂竞技的前锋，也是俱乐部的董事之一，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一九一零年一月，他搭乘蒸汽轮船“比斯开湾号”前往南安普顿，计划从那里转乘火车前往英格兰北部工业区。
布莱克本的冬天阴冷潮湿，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钢铁的味道。埃洛杜伊按照地址找到那家名为“北英格兰体育用品制造公司”的工厂，递上订单。
工厂经理约翰·哈格里夫斯是个身材魁梧的约克郡人，他看了看订单，又看了看埃洛杜伊，露出为难的表情。“先生，五十套布莱克本流浪者样式的球衣？这种蓝色和白色的特殊混纺面料我们现在库存不足。如果一定要这个款式，至少要等八到十周。”
埃洛杜伊的心沉了下去。“十周？不行，我下个月必须返回西班牙。”
“那您看看其他款式如何？”哈格里夫斯示意他参观样品间，“我们有阿森纳的红白色，阿斯顿维拉的酒红和天蓝色，还有……”
埃洛杜伊摇摇头。“必须是蓝白竖条纹，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颜色。”
离开工厂时，天空开始飘雪。埃洛杜伊走在布莱克本湿滑的街道上，思考着如何向主席交代。他完成了钢材采购任务，却在球衣这件事上一筹莫展。
返回南安普顿的路上，他在火车上度过了漫长而焦虑的一天一夜。到达港口城市时，距离他的船“圣塞巴斯蒂安号”启航只剩六个小时。他在码头区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经过一家又一家商店，几乎要放弃希望。
然后，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铺橱窗里，他看到了。
那家店叫“海港体育用品店”，橱窗里挂着几件运动服装。其中一件红白竖条纹的球衣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醒目。埃洛杜伊推门进去，门铃叮当作响。
“有什么能帮您吗，先生？”店主是个和蔼的老人。
“这件球衣，”埃洛杜伊指着橱窗，“是哪个球队的？”
“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，先生。我们本地球队。红白条纹，很醒目，不是吗？”
埃洛杜伊凝视着那件球衣。红色如血，白色如骨，笔直的条纹充满力量感。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在绿色的球场上，这样的颜色会有多醒目？
“您有多少件？”
“库存有六十件，先生。”
“我全要了。”
店主惊讶地看着他。“全部？您确定？”
“确定。请给我最结实的包装，我要带上船。”
当“圣塞巴斯蒂安号”的汽笛在英吉利海峡上鸣响，埃洛杜伊站在甲板上，看着渐渐远去的英国海岸线。他不知道这个仓促的决定是否正确，不知道毕尔巴鄂的人们是否会接受这种颜色的改变。但他知道，他至少没有空手而归。
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，马德里，奥唐奈球场。
清晨的天空是一种清冷的灰蓝色，寒风从瓜达拉马山脉吹来，但球场周围已经聚集了数百名观众。这天是当地商人罗德里格斯·阿苏亚加赞助举办的杯赛决赛，由“毕尔巴鄂竞技马德里分社”对阵“西班牙体操协会”。
更衣室里，马德里分社的球员们正在做最后准备。但他们今天没有像往常一样拿出蓝白球衣，而是打开了两个星期前刚从毕尔巴鄂寄来的木箱。
木箱里，整齐叠放着二十套全新的球衣。
鲜红与纯白交织的竖条纹，在昏暗的更衣室里仿佛自行发光。面料厚实挺括，领口和袖口有精细的黑色镶边，胸口处绣着毕尔巴鄂竞技的队徽。
一片寂静。
然后队长恩里克第一个拿起一件，举在身前。“这是我们的新颜色。”
“红色和白色……”年轻的前锋卡洛斯·佩雷斯喃喃道，伸手抚摸那光滑的面料。
“比蓝色更醒目。”路易斯说。
“也更像火焰。”有人补充道。
球员们陆续换上新的战袍。当最后一名球员整理好衣领，更衣室里再次陷入沉默。但这次是不同的沉默——一种充满期待的、跃跃欲试的沉默。
恩里克环视队友，这十七个人，从最初的三十三人，到分裂后的十七人，再到今天又招募到二十二人的队伍。他们一起在泥地里训练，一起输掉过0-8的比赛，一起在寒冬清晨绕着曼萨纳雷斯河跑步，一起凑钱买第一个真正的皮制足球。
“记住，”恩里克的声音在狭小的更衣室里回响，“今天站在我们对面的，是全马德里最好的业余球队之一。他们有赞助，有训练场，甚至有专门的按摩师。我们有什么？”
“我们有这个。”曼努埃尔拍了拍胸口，红白条纹在手掌下起伏。
走出更衣室，阳光正好破云而出，洒在球员们身上。观众席上响起一阵议论声。
“那是谁？”
“还是毕尔巴鄂的马德里分队。”
“但他们换了颜色！红和白！”
“看那些条纹，像什么？”
“像床单！我祖母家的床单就是那种红白条纹！”
不知是谁先笑了出来，接着笑声在观众席上蔓延。“床单军团！”有人喊道。
场上，马德里分社的球员们听到了这个绰号。卡洛斯看向恩里克，眼神里有一丝不安。恩里克只是摇摇头，在开球前最后对队友们说：
“让他们笑吧。今天，我们要让马德里记住这身‘床单’的颜色。”
裁判吹响开场哨。比赛开始了。
西班牙体操协会的球员身材高大，训练有素，开场十分钟就控制了局面。但马德里分社的球员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弥补了技术的不足。每一次铲断，每一次争顶，每一次身体对抗，都异常坚决。
第三十七分钟，机会来了。路易斯在中场断球，一脚长传找到右路的曼努埃尔。曼努埃尔带球下底，在底线附近传中。足球划过一道弧线飞向禁区，恩里克和对方中卫同时起跳——
球进了！
观众席沸腾了。那些原本带着调侃目光的人们站了起来，为这记漂亮的头球鼓掌。1-0，马德里分社领先。
下半场，西班牙体操协会加强攻势，终于在第六十分钟扳平比分。1-1。
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。第七十五分钟，卡洛斯在禁区边缘被犯规，马德里分社获得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。
路易斯站在球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后退几步，助跑，右脚内侧踢出一道美妙的弧线。足球绕过人墙，直挂球门左上角。守门员飞身扑救，指尖碰到了球，但无法改变它的轨迹。
2-1！
剩下的时间里，马德里分社全员退守，用身体封堵每一次射门。当中场哨声终于响起，比分定格在2-1。
胜利了。
球员们躺在草地上，仰望着马德里冬日清澈的天空。红白条纹的球衣沾满了草渍和泥土，有些地方被划破了口子，但在阳光下依然鲜艳夺目。
观众们开始退场，但许多人离开前都指着他们说：“看那些‘床单男孩’，他们赢了。”
“床单军团赢了强队！”
“从没见他们踢得这么拼命。”
恩里克慢慢坐起来，环视着他的队友，他的兄弟。“听到他们叫我们什么了吗？”
“床单军团。”曼努埃尔说，脸上带着泥土和汗水混合的笑容。
“那就让他们记住这个名字，”恩里克站起身，伸出一只手，“记住这身颜色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蓝色的影子。我们是红与白。我们是马德里的床单军团。”
队员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，二十二只手叠在一起。
在那一刻，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名字将响彻整个二十世纪，不知道这身红白色将成为一种象征，一种信仰，一种在逆境中永不屈服的精神。但他们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红白球衣带来的不只是颜色的改变，更是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。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马德里分社的表现越来越出色。一九一二年，他们首次击败了同城的马德里足球俱乐部（即后来的皇家马德里），比分是1-0，进球的是卡洛斯·佩雷斯。那场比赛后，马德里的一家体育报纸写道：“床单军团展现了惊人的战斗精神，他们的红白球衣在球场上像火焰一样燃烧。”
然而，与母会毕尔巴鄂竞技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。随着马德里分社的声誉日隆，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“分社”存在。年轻球员渴望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，渴望代表马德里，而不是毕尔巴鄂。
一九一七年的一次会议，成为了转折点。
毕尔巴鄂竞技派来代表，要求马德里分社将最有前途的三名年轻球员送往北方。“他们在毕尔巴鄂能得到更好的训练，”代表说，“而且，母会需要新鲜血液。”
恩里克，此时已是球队的主席，摇头拒绝。“这些孩子是在马德里长大的，他们在这里踢球，在这里学习，在这里生活。他们是马德里的球员。”
“但他们在为毕尔巴鄂竞技效力。”
“不，”曼努埃尔插话道，“他们在为马德里分社效力，这是一支马德里的球队。”
谈判陷入僵局。最终，三名球员自己做出了选择——两人选择留在马德里，一人选择北上。这次事件让双方的关系出现了第一道裂痕。
随后的几年里，裂痕逐渐扩大。马德里分社开始在一些比赛中使用自己的战术，与毕尔巴鄂传统的英式长传冲吊不同，他们发展出了更注重短传配合的风格。财政上，他们也逐渐独立，通过会员会费、比赛门票收入和当地商人的小额赞助，勉强维持运转。
一九二零年，毕尔巴鄂竞技提出将马德里分社完全纳入旗下，作为俱乐部的青年训练基地。恩里克召集了所有球员和会员，在球队经常聚会的小酒馆“曼萨纳雷斯之星”举行会议。
“今天，我们要做一个决定。”恩里克面对五十多张面孔，“毕尔巴鄂竞技给了我们名字，给了我们最初的球衣，给了我们归属。但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在马德里扎根，我们有自己的球员，自己的支持者，自己的历史。”
路易斯站起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。“去年，我们的比赛平均有三百名观众。我们有八十七名付费会员。我们可以养活自己。”
“但如果我们独立，”一个老队员担忧地说，“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支持。我们得从零开始。”
“我们就是从零开始的。”曼努埃尔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“1903年，在河边的荒地上，我们只有两个足球和三十二个人。现在我们有了更多。”
投票是匿名的。当恩里克打开投票箱，清点纸条时，小酒馆里安静得能听到煤油灯燃烧的噼啪声。
“三十八票赞成独立，”他最终宣布，“十二票反对，三票弃权。多数赞成。”
一九二一年三月，正式文件签署。马德里分社从毕尔巴鄂竞技独立，更名为“马德里竞技俱乐部”。新设计的队徽保留了毕尔巴鄂的狮子、城堡和马德里熊抱树的图案，但组合方式完全不同，象征着新的开始。
在独立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，有记者问恩里克：“失去毕尔巴鄂的支持，你们如何生存？”
恩里克指了指窗外训练场上奔跑的球员，他们穿着那身已经破旧但依然鲜艳的红白球衣。“我们有这个。有这身颜色，有这些人，有这座城市。这就够了。”
独立后的马德里竞技，如同挣脱了枷锁的猛兽，在西班牙足坛横冲直撞。没有豪门的资源，他们就用加倍的奔跑和拼搏来弥补。训练场上，路易斯设计了全西班牙最严酷的体能训练；比赛中，球员们展现出令人畏惧的斗志。
“床单军团”的绰号原本带有调侃意味，但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——坚韧、顽强、不可战胜，就像最结实的亚麻床单，经得起任何捶打。
一九二六年，他们创造了历史。
那年的西班牙国王杯，马德里竞技一路过关斩将，先后击败塞维利亚、皇家社会和皇家马德里，闯入决赛。对手是如日中天的巴塞罗那，拥有当时西班牙最好的球员萨米蒂尔。
决赛在马德里的查马丁体育场举行，那是当时西班牙最大的体育场，能容纳两万两千人。比赛那天，看台上座无虚席，红白条纹的旗帜在看台上飘扬，与巴萨的红蓝色分庭抗礼。
比赛异常激烈。巴塞罗那在第二十三分钟先进一球，但马竞在第三十七分钟由队长恩里克头球扳平。下半场，双方都有机会，但1-1的比分保持到终场哨响。
根据当时的规则，没有加时赛，将在一周后重赛。
重赛在巴塞罗那的主场进行。长途跋涉、客场作战、核心球员受伤……种种不利因素叠加，马德里竞技最终1-2告负，与国王杯擦肩而过。
当巴萨球员庆祝胜利时，马竞的球员们躺在草地上，不愿起身。恩里克最后一个站起来，走向对方的萨米蒂尔，与他握手。
“你们踢得很好，”萨米蒂尔真诚地说，“明年再来。”
恩里克只是点点头，回到自己的队伍中。他看着队友们沮丧的面孔，用沙哑但坚定的声音说：
“抬起头。我们输掉了一场比赛，但我们赢得了整个西班牙的尊重。今天，他们记住了我们的名字——马德里竞技。他们记住了这身颜色——红与白。明年，后年，每一年，我们都会回来。直到把这身红色染上冠军的金色。”
回程的火车上，球员们沉默不语。火车驶过平原，驶过山丘，驶过沉睡的村庄。深夜，当大多数队友都睡着时，年轻的替补门将哈维尔小声问恩里克：
“队长，我们真的能成为冠军吗？”
恩里克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，远处有零星的灯光，像散落在大地上的星星。
“哈维尔，”他缓缓说道，“1903年，我们在曼萨纳雷斯河边踢球时，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。那时我们连球门都没有，用两堆石头和一根绳子代替。我说：‘如果我们相信，就能。’”
“现在我还是这句话。冠军不是天生的，是拼出来的。我们这身红白，不是用金线绣的，是用汗水和血染的。但正是这样，它才永远不会褪色。”
哈维尔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靠着车窗睡着了。恩里克继续望着窗外，脑中回放着这场决赛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失误，每一次机会。他在心里发誓：总有一天，马德里竞技的名字会刻在冠军奖杯上。
一九二八年，西班牙足球迎来历史性时刻——全国性职业联赛正式创立。经过激烈讨论，十支球队被选为创始成员：巴塞罗那、皇家马德里、毕尔巴鄂竞技、皇家社会、皇家西班牙人、塞维利亚、伊伦联、阿雷纳斯、欧罗巴，以及马德里竞技。
消息传到马德里竞技的训练场时，球员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地区联赛做准备。当恩里克宣布这一消息，场上先是一片寂静，然后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。
“西甲！全国联赛！”
“我们要和皇马、巴萨踢正式比赛了！”
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路易斯，现在是球队的教练兼队医，保持着医生的冷静。“这意味着每周都有高强度的比赛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全西班牙最好的球队，意味着训练要加倍努力。”
“我们准备好了！”卡洛斯喊道，他现在已是球队的首席射手。
曼努埃尔，作为俱乐部秘书长，补充了现实的一面：“也意味着更多的开支。客场旅行、球员薪水、更好的训练设施……我们的预算会非常紧张。”
“但也会有关注，有门票收入，有赞助，”恩里克说，“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得到了认可。从今天起，马德里竞技是西班牙最好的十支球队之一。这是1903年那个荒地上的梦，今天成真了。”
赛季前的准备是艰苦的。路易斯设计了新的训练计划，增加了体能训练的比重。没有专业的健身房，球员们就用自制的器械——用旧轮胎练习拖拽，用沙袋练习力量，在曼萨纳雷斯河的陡坡上练习冲刺。
1929年2月10日，西甲历史第一轮，马德里竞技客场挑战巴塞罗那。在诺坎普球场，三万多名观众面前，这支来自马德里的平民球队首次亮相全国顶级联赛。
开场仅七分钟，巴萨就进球了。但马竞没有慌乱，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比赛，顽强的防守让巴萨的进攻屡屡受挫。下半场第六十五分钟，卡洛斯在反击中接到长传，单刀面对门将，冷静推射破门。1-1。
最终，马德里竞技在客场逼平了强大的巴塞罗那，拿到了西甲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。
赛后，西班牙各大报纸的头条不再是巴萨，而是这支新面孔。《马德里体育报》写道：“床单军团展现了令人惊叹的韧劲。他们的红白条纹在诺坎普的绿茵上，就像一面永不投降的旗帜。”
那个赛季，马德里竞技最终获得第六名，对一支新军来说，这是值得骄傲的成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在主场1-0战胜了同城对手皇家马德里，卡洛斯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。
比赛结束后，球员们回到更衣室，发现恩里克、曼努埃尔和路易斯都在等着他们。三人手中拿着一瓶香槟——那是俱乐部用赢球奖金买的唯一一瓶。
“为1903年，”恩里克打开香槟，气泡喷涌而出，“为曼萨纳雷斯河边的荒地和那两堆石头做的球门。”
“为1911年，”曼努埃尔接过酒瓶，“为我们第一次穿上这身红白，被人嘲笑是‘床单军团’。”
“为今天，”路易斯最后说，声音有些哽咽，“为我们证明了自己，证明了这支从尘埃中诞生的球队，有资格站在西班牙足球的顶峰。”
球员们轮流喝着那瓶廉价的香槟，每个人只喝一小口，但足够了。甜涩的液体滑过喉咙，像这些年所有的汗水和泪水，最终酿成了胜利的滋味。
从1903年到1929年，二十六年。
从曼萨纳雷斯河边的三十二个青年，到西甲联赛的十支创始球队之一。
从毕尔巴鄂竞技的马德里分社，到独立的马德里竞技俱乐部。
从漂泊的蓝白，到扎根的红白。
这条路上有分裂的危机，有贫困的挣扎，有失败的苦涩，也有胜利的甘甜。有河岸荒地上的第一脚射门，有奥唐奈球场第一次红白亮相，有国王杯决赛的遗憾败北，有诺坎普球场的顽强逼平。
这是一支没有贵族血统的球队，没有王室的册封，没有财阀的资助。它的诞生源于几个异乡学生对足球的单纯热爱，它的成长依靠一代代球员的汗水与拼搏，它的颜色来自南安普顿一家体育用品店的意外选择。
但正是这种平民的、坚韧的、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将伴随马德里竞技走过接下来更加波澜壮阔的岁月——内战的炮火、弗朗哥时代的压制、平民俱乐部的崛起、双冠王的辉煌、降入乙级的黑暗、重返巅峰的荣耀、西蒙尼的铁血时代……
红与白，将不再是简单的颜色。它成为一种象征，一种信仰，一种战斗到底的精神。它告诉每个穿起这身球衣的人，告诉每个在看台上高歌的支持者：荣耀不来自血统，而来自奋斗；伟大不来自天赋，而来自坚持。
而这一切，都始于1903年春天，马德里那间狭小的出租屋里，三个巴斯克青年和一张写满梦想的草纸。
当钟楼的指针划过午夜，新的黎明将至。床单军团的故事，才刚刚翻开第一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