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【拜仁专栏组】125周岁的拜仁慕尼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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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自TA
标题:Bayern Munich at 125: The past,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a German powerhouse
作者:Sebastian Stafford-Bloor
在慕尼黑的奥德翁广场几条街之外,远离费尔德赫恩大厅台阶上守护的大理石狮子,在洋溢着阳光暖黄的泰阿蒂纳教堂塔楼阴影下,有一座纪念碑,悼念着一处已不复存在的地方。
二战期间,慕尼黑的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。许多街道的名字已经更改,而那些无法修复的建筑也被遗忘,连同曾经发生在其中的一切。吉赛拉咖啡馆早已不复存在。从仅存的几幅画作来看,这家咖啡馆曾经十分华丽,铺着白色桌布,天花板高挑,布满精美的图案。而在它曾经矗立的地方,如今竖立着一块镶嵌在大理石方碑上的铜质铭牌。铭牌上刻着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徽章,并展示了俱乐部的创建文件——这份文件由最初的17名成员于1900年2月27日签署。
就在125年前的今天,男子体操俱乐部1878(MTV)的11名成员在一次会议后走出俱乐部,踏入夜色中的城市。他们原本隶属于这个俱乐部的足球部门,而这个俱乐部,正如其名称所示,主要以体操运动为核心。当时的“体操”并非今天所见的竞技体操,而是一系列旨在增强体能、促进团结并激发民族精神的体育活动。然而,在那个年代,体操远比足球受欢迎——这项来自英格兰的运动被人们鄙视,甚至带着几分戒备的眼光审视。
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,当MTV的足球运动员希望举办正式比赛而不仅仅是友谊赛时,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对这种竞争意识感到震惊。于是,那11名足球运动员离开了会议,聚集在吉赛拉咖啡馆,成立了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俱乐部之一的球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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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吉塞拉咖啡馆,1900年拜仁成立的地方)
自1963年德甲联赛成立以来,拜仁慕尼黑已夺得32次德甲冠军,6次称霸欧洲,他们的传奇球员——弗朗茨·贝肯鲍尔、盖德·穆勒、西普·迈尔——已经成为足球史上不可或缺的注脚。
但如今,当拜仁审视自身时,镜中的倒影是托马斯·穆勒。穆勒出生于巴伐利亚,自幼就是拜仁球迷,并在10岁时加入了俱乐部。2024年9月,在对阵弗赖堡的比赛中,他迎来了自己代表拜仁出战的第710场比赛,成为俱乐部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。
“从小到大,我的世界就是红色的。”他在俱乐部位于萨本纳大街的总部接受《The Athletic》采访时说道。“我的祖父是个狂热的拜仁球迷。我从未见过他,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,但我想,他应该是我们家族拜仁球迷文化的奠基人。所以,我的表兄弟们,还有我的母亲,都是红色的。”
穆勒今年35岁,这可能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——关于退役的决定即将做出。但他一直是个老成持重的人,对过去和现在都谈得游刃有余,与媒体交流时也毫无防备。
“我对足球最早的记忆是在1996年,那年的欧洲杯在英格兰举办。但当时我年纪还小,可能只有六岁。我也记得拜仁在1996年赢得欧洲联盟杯(对阵波尔多),但那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家俱乐部的真正意义。我太小了。我会看比赛,表兄弟们带我去球场时,我也会在看台上,但对俱乐部的整体概念还没有清晰的认识。”
这个“整体概念”随着时代不断变化。
拜仁慕尼黑的首个全国冠军是在1932年夺得的。那一年,距离阿道夫·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仅有一年。彼时,俱乐部由犹太籍主席库尔特·兰道尔(Kurt Landauer)和犹太籍主教练理查德·科恩(Richard Kohn)领导,在纽伦堡2-0击败法兰克福,首次加冕德国冠军。
纳粹上台后,科恩前往瑞士,兰道尔则成为俱乐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——他在三个不同的时期领导拜仁,但任期屡遭纳粹主义的中断。在纽伦堡见证拜仁捧起维多利亚奖杯的六年后,兰道尔被捕,并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长达一个月。他所有留在德国的亲属都在集中营中遇害。他最终成功逃离德国,在瑞士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度过了战乱岁月。战后,他于1947年至1951年间重返拜仁,最后一次担任俱乐部主席,帮助球队重建,重新站稳脚跟。
兰道尔是拜仁历史中的核心人物。然而,从现代意义上塑造俱乐部——走向国内足坛的统治地位,并在欧洲取得成功的道路——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才真正开始。
德国足球在职业化方面起步较晚,取代地区性奥伯利加(Oberliga)体系的现代德甲联赛直到1963年才正式成立。而在德甲创立之初,拜仁——在一项颇具争议的决定中——并未被选入首批参赛球队,直到1969年才首次夺得德甲冠军。
上世纪70年代成为拜仁的黄金时代,迈尔、贝肯鲍尔和盖德·穆勒——这三位俱乐部的永恒传奇——率队实现欧冠三连冠。80年代,拜仁在国内赛场继续称霸,但德国足球整体热度有所下降。90年代,拜仁则化身“小报怪物”——“FC好莱坞”,球员们不仅占据体育版面,也频繁登上娱乐新闻头条。
随后进入现代时期。从2012年开始,拜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,连续11年称霸德甲,直到2024年才被勒沃库森终结这一纪录。
在这段统治时期,托马斯·穆勒与俱乐部紧密交织,成为拜仁精神的象征。他的职业生涯之长久——自2008年上演首秀以来从未离开——无疑是一大因素,但更重要的是,他代表了一种价值观。在球场上,穆勒几乎将自身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,凭借对比赛的深刻理解和无与伦比的比赛智慧,硬是“逼”自己成为了一名球星,为自己从小支持的球队赢得荣誉。12座德甲冠军、2座欧冠奖杯、1座世界杯冠军、134次德国国家队出场记录——但无论成就如何,他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成功的态度始终未曾改变。
穆勒惊人地“普通”。他刻苦训练,拼尽全力比赛,然后回家——回到妻子身边,回到他的马匹,回到巴伐利亚乡间的宁静生活。他没有巨星的架子,没有浮夸的作风,几乎与现代足球那种光鲜亮丽的刻板印象背道而驰。
某种程度上,拜仁也是如此。俱乐部的成功自然是他们最好的名片,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真正推销的,是自己——是巴伐利亚。兰道尔担任主席时,他便将拜仁视作推广巴伐利亚文化的一部分。而时至今日,尽管方式更加低调,这一点依然未曾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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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4年,拜仁球迷在看台上向兰道尔致敬)
考虑到巴伐利亚的独特性——它的历史、保守而虔诚的性格、对传统习俗的坚守——拜仁的受欢迎程度是否让穆勒感到意外?
“并不会,因为我们是德国非常响亮的品牌。”他说。“当你看向亚洲,我觉得,在亚洲人眼中,德国的形象就是巴伐利亚。所以,他们想到的是啤酒节和阿尔卑斯山脉。也许他们欣赏德国的科技发展,也可能是出于对德国经济实力的认同。”
“我认为,有很多理由让人们愿意追随拜仁慕尼黑,不仅仅因为我们拥有顶级球员、战绩辉煌,还因为我们是一家有些特别的俱乐部——既成功又稳定,始终位列欧洲前十,甚至前五。”
“也许,我们和其他俱乐部有点不同?”
有什么不同?
“这很难用语言描述。我在南巴伐利亚的乡村长大,慕尼黑以南的地区。慕尼黑经济发达,人们习惯于将努力和付出视为成功的基础。”
“但我觉得,巴伐利亚人不仅懂得如何取得成功,他们也懂得如何享受成功。”他说这句话时,嘴角带着一丝顽皮的笑意。
这就是托马斯·穆勒,调皮、爱笑。但他也有认真严肃的一面,特别是在谈及拜仁的文化——一种许多俱乐部都声称拥有,但凡是接触过拜仁的人都会提及的内部家庭氛围。
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比其他俱乐部更像一个家庭,”穆勒说,“但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保持对自身根基的忠诚,也许比其他豪门俱乐部做得更多一些。”
“拜仁成立于1900年,俱乐部的发展始终由真正懂足球的人主导,也许正因如此,它与慕尼黑这片土地以及当地球迷的联系更加紧密。同时,我们也是一家顶级足球俱乐部,热爱与世界各地的球迷分享拜仁的激情。因此,我们既享受作为一家全球化俱乐部的影响力,同时也始终珍视自己的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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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穆勒已经成为拜仁的代表)
传统上,就像1900年拜仁的创始成员一样,德国的足球队通常隶属于由业余人士运营的综合性体育俱乐部,秉持着“科林斯精神”(Corinthian spirit)。然而,随着欧洲足球商业化程度的加深,这一体系在1998年发生了改变。
人们熟知的“50+1”规则允许足球部门独立出来,成为股份有限公司,以便获得更充足的财政资源参与竞争。但这一规则有一个前提:俱乐部的原始会员必须保留50%外加1股的控制权。
与当今欧洲足球已经成为投资者的游乐场,甚至被主权财富基金和国家战略所利用的现状不同,拜仁的球迷依然对俱乐部的运作保有话语权。
穆勒的观点也不无道理:拜仁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拜仁,正是因为前球员们的管理——这是一家真正由足球人掌舵的俱乐部。
贝肯鲍尔——这位2024年去世的德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球员——不仅曾是拜仁的主教练,还在1994年至2009年间担任俱乐部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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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74年,贝肯鲍尔举起了拜仁的第一座欧洲杯奖杯,他的左边是约翰尼·汉森和盖德·穆勒)
卡尔-海因茨·鲁梅尼格,20世纪70至80年代德国足坛的顶级前锋,早在1991年便出任俱乐部副主席,随后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。
乌利·赫内斯,1970年代曾率拜仁赢得三座德甲冠军,并随西德队夺得1974年世界杯,他是拜仁历史上最成功的管理者之一。他两度担任拜仁主席,即便在退役后仍为俱乐部的商业运营贡献巨大。如今,他虽然只是名誉主席,但正是他奠定了拜仁的商业化战略,使俱乐部至今仍能立足欧洲之巅。
然而,在拜仁球迷群体之外,这种成功并未让他们在德国国内广受欢迎。
目前德甲收入最高的10名球员全都效力于拜仁。俱乐部的转会费纪录高达9500万欧元(约7870万英镑/9960万美元),而德甲其他球队的最高引援纪录仅为4300万欧元。这样的差距难免引发外界的不满,但拜仁的优势并非源自寡头的巨额投资或国家资本的注入,而是依靠自身的成功与高效的管理模式积累而来。
拜仁的9500万欧元转会纪录诞生于2023年,当时英格兰队长哈里·凯恩从托特纳姆热刺加盟。在这笔交易发生前,拜仁正急需一位顶级射手来填补莱万多夫斯基离队后的空缺——后者在12个月前转投巴塞罗那。而凯恩也渴望赢得那些在热刺始终未能触及的重量级荣誉,他被拜仁的规模与影响力所吸引。
“在外界看来,”他在接受 The Athletic 采访时表示,“我一直觉得拜仁是一家非常非常大的俱乐部。”
“他们赢得了无数冠军,并且每年都保持着强烈的争胜文化。看看他们的奖杯、在德甲的长期统治力,以及他们在欧冠中的稳定表现,你就会明白,这是一家对成功有着极高要求的俱乐部。同时,我也看到了一家历史底蕴深厚、充满传统,并且与球迷有着紧密联系的球队。”
尽管如此,这笔交易仍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。首先,虽然拜仁在财力上相对雄厚,但他们在转会市场上很少涉足顶级球星的交易。欧洲有九家俱乐部曾支付超过1亿欧元签下一名球员,其中一些俱乐部甚至多次打破这一纪录,而拜仁至今仍未迈入这一行列。
事实上,拜仁历史上仅有六名球员的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以上。这并不意味着拜仁在财政上捉襟见肘,尤其考虑到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少数股东支持——阿迪达斯、安联和奥迪各持有俱乐部8.33%的股份。但拜仁在国内和国际赛场上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竞争环境:在德甲,他们具备巨大优势;而在欧洲,他们却无法像某些俱乐部那样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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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凯恩是拜仁签下的创纪录球员)
当凯恩正式亮相拜仁时,俱乐部首席执行官扬-克里斯蒂安·德雷森(自2023年上任)坐在他身旁,在安联球场阐述了俱乐部必须找到的平衡点。
“我们必须忠于自己的原则:财务可持续性和竞技卓越。”德雷森说道。
“与那些由主权财富基金支持的俱乐部竞争确实充满挑战,但我们专注于自身的实力。而当像哈里·凯恩这样的球员——英格兰国家队队长——选择加盟拜仁慕尼黑,这足以说明我们拥有吸引超级球星的能力。”
凯恩不仅是球队的顶级战力,同时也为俱乐部提供了一种信心的保障。
德国的足球俱乐部对政治问题极为敏感,而由会员管理的模式意味着俱乐部需要承担超越胜负本身的责任。2023年,拜仁宣布不会续约与卡塔尔航空的商业合作协议,此前该合作因卡塔尔的人权纪录引发了球迷的大规模抗议。
在俱乐部成立纪念日前的那个周末,拜仁在一场4-0战胜法兰克福的比赛中,极端球迷在南看台(Südkurve)举起横幅,抗议俱乐部与“访问卢旺达”(Visit Rwanda)的赞助协议。横幅上写道,对该国人权状况的漠视无异于“出卖俱乐部的价值观”。
德雷森的任务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找到平衡。他坦言,自己的工作肩负着“巨大的责任”。“拜仁是一家全球足球巨头,同时也是德国的国家级机构,这意味着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受到严格审视。足球这项运动价值数十亿欧元,但我们绝不能忘记球迷,因为他们才是俱乐部的核心。作为首席执行官,我的职责不仅是确保俱乐部始终处于世界顶级水平,同时也要保持对球迷的忠诚,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。
“俱乐部的家庭氛围、人情味,以及团队的凝聚力,永远不能丢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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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拜仁首席执行官德雷森在12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发表讲话)
某种程度上,拜仁对传统的坚守让凯恩的加盟显得尤为引人关注,至少从文化角度来看是如此。他从小在北伦敦长大,性格内敛,很难想象他在拜仁的环境中会如何适应。然而,他的融入速度令人惊讶。
“俱乐部从一开始就让我感到宾至如归,”他说。“自我和家人抵达慕尼黑的那一刻起,俱乐部就竭尽全力让我们感受到欢迎。这是我职业生涯首次在国外踢球,我之前没想到搬到一个新国家需要这么多准备工作,但俱乐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,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,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。”
“当然,还是需要一些适应,比如学习一门新语言。我现在每周上一节德语课,慢慢在掌握它。这里的文化也有所不同,但了解和融入其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,我们全家都在积极适应。”
在凯恩加盟后的头几周,拜仁特意拍摄了一段短片,由穆勒——俱乐部的“长者”——亲自教他如何正确食用巴伐利亚白香肠(Weißwurst)。
在德国电视台播出的奥迪广告中,穆勒还调侃凯恩不会说德语,以及他对慕尼黑地理的“一知半解”。此外,按照拜仁球员的传统,凯恩和妻子凯特盛装出席了慕尼黑啤酒节,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——他穿着 Lederhosen(皮裤),而凯特则穿着 Dirndl(巴伐利亚传统女装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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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凯恩和他的妻子凯蒂·古德兰参加了啤酒节)
拜仁不是一个会迎合球员的俱乐部,相反,球员必须适应俱乐部,而不是让俱乐部去适应他们。然而,凯恩的融入过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顺利。
“最让我惊喜的是,我适应得比想象中快很多。”他补充道,“慢慢地,这里开始有了家的感觉。”
“很多人问我,这里的生活和英格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,但其实很多日常习惯都差不多。当然,你会想念家乡的朋友,或者之前常去的高尔夫球场,但你很快会在这里找到新的去处,然后这些地方也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真的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。”
与此同时,德雷森的目光已投向未来,关注拜仁在全球足球版图中的长期定位。
今夏,拜仁将前往美国参加首届扩军后的世俱杯(Club World Cup)。尽管外界对这项赛事的竞技价值存有争议,但拜仁显然对此极为重视。
“全球足球竞争愈发激烈,而美国市场是我们的关键目标之一。”德雷森表示,“自2014年我们在纽约设立办公室以来,拜仁在北美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球迷基础,拥有近100个官方球迷俱乐部——比任何其他欧洲俱乐部都多。因此,2025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以及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性的机会,因为足球在美国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增长。
“这将是一次我们不能错失的机遇。”
拜仁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本身也颇具趣味。毕竟,在争夺美式球迷关注度的竞赛中,许多超级俱乐部拥有更耀眼的球星、更潮流的品牌,甚至在某些情况下,他们还能依托英超这项在美国更受欢迎的联赛。那么,拜仁是如何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?
“成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。”德雷森解释道,“自1970年代起,拜仁曾连续三年夺得欧洲冠军杯(欧冠改制前的名称),从此奠定了世界顶级俱乐部的地位。我们既是一个全球品牌,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巴伐利亚,就像慕尼黑啤酒节一样。
“此外,我们的俱乐部曾经拥有过几位来自美国的球员,比如朱利安·格林(Julian Green)、克里斯·理查兹(Chris Richards),以及美国国家队历史最佳射手兰登·多诺万(Landon Donovan),尽管后者在拜仁效力的时间并不长。我们的女足阵中也曾有吉娜·莱万多夫斯基(Gina Lewandowski)和莎拉·哈根(Sarah Hagen)这样的美国球员。而最近,我们刚刚将阿纳·古斯曼(Ana Guzmán)租借至美国的犹他皇家队(Utah Royals)。”
戴着黑框眼镜,身穿白衬衫和剪裁得体的西装,德雷森看起来就像是典型的欧洲足球高管。但尽管他出生在德国北部,却从小就是拜仁球迷,至今仍像所有其他球迷一样,对俱乐部的独特魅力深深着迷。
“拜仁对我而言就像家一样。”他说道,“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2年以上,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。当激情、热忱和专业精神交汇在一起时,总会创造出非凡的成就。”
“我们有一句话来形容这一点:Mia San Mia。这意味着我们就是我们自己。”
Mia San Mia 这一表达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巴伐利亚政坛流行起来。正如足球历史学家乌利·赫斯(Uli Hesse)在《拜仁:打造全球超级俱乐部》一书中所写的那样:“这个词代表着自豪和自信,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——你首先是巴伐利亚人,其次才是德国人。”
在过去40年里,Mia San Mia 已经成为拜仁的座右铭。它被镌刻在安联球场的座椅上,也被详细阐释在俱乐部官网上,共有16条准则,描述了这句口号的意义——我们是传统,我们是榜样,我们是历史,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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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赫内斯向贝肯鲍尔发表告别演说)
当贝肯鲍尔于一年前去世时,赫内斯在悼念这位队友兼挚友时说道:“弗朗茨是第一个真正诠释 Mia San Mia 精神的人,而这也是所有后继拜仁人的责任:始终相信自己,保持坚韧,同时脚踏实地,永远渴望胜利——并始终忠于自我。”
如果去问每一位拜仁球迷,他们对 Mia San Mia 的理解往往是抽象而又个性化的。对他们而言,这句口号精准地捕捉到了自信与傲慢、谦逊与求胜欲之间的微妙平衡。若是询问100位拜仁球迷,可能会得到100种不同的答案。
也许,这才是 Mia San Mia 真正的成功——是125年前那11名决定独立建队的足球运动员所开启的伟大传奇。
在德甲冠军、欧洲冠军、战争的洗礼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王朝统治之后,拜仁依然是那个庞大、强势、经济实力雄厚的俱乐部——但它对不同的人来说,又始终有着不同的意义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www.nytimes.com/athletic/6160973/2025/02/27/bayern-munich-125-anniversary-kane-muller-us/?source=user_shared_article










